曾镇南，文艺评论家，获中国作协首届鲁迅文学奖

目接神通，有会于心，论必已出，言必有据，这是著名评论家曾镇南从事文学评论写作以来为自己“私悬的文则”。

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第一篇评论起，曾镇南在文艺评论的路上走过了44年，从读者到评委，亲历了茅盾文学奖第一届至第六届的评选。

王蒙曾说，曾镇南“敢于、也善于对一些作品提出批评，这种批评相当有见解，有时候相当尖锐，富有论战色彩，大多言之有理，甚或可以说是打中要害。据说有几个作家对曾镇南感到头疼……”

我所认识的曾镇南，却是和蔼可亲的，好像也没那么厉害。在某次去郊区参加研讨会时，我们一路同行。我对他的文学评论观点和渊博的学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有机会好好拜读他的大作。返回后曾镇南很快寄来几部著作，翻开扉页，见几行手写的文字，注明某年某月网上回购，并在目录上划了些对勾，嘱我没时间的话只看重要文章即可。我为他的细心和体恤而感动，更加好奇为何有作家对他感到“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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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活动的？

曾镇南：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写诗，大学时在《光明日报》发表过诗歌，很受鼓舞。我在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写评论文章并投稿。有一阵子写得很热情，一星期写三四篇文章，但很少被采用，每周都能收到一摞退稿。

1980年8月的一天，学校图书馆的报栏上贴出了《光明日报》，我的评论《爱的美感为什么幻灭——也谈〈爱，是不能忘记的〉》排在很显要的位置，在同学中引起了注意。

中华读书报：选择文艺理论专业，并侧重当代文艺批评，是被动还是主动？

曾镇南：是主动。初中时去学校图书室，我就喜欢看《文艺报》《文学评论》等。我很喜欢文艺评论，看评论可以从中知道哪些作品值得看，里面藏着一张路线图，并不枯燥。诗的写作方法跟文艺评论都是从内往外表达见解抒发感情……文艺评论写得好的，都带有诗意和感情的色彩，中外都有不少批评家同时又是诗人，或者年轻时写过诗，做过诗人的梦。外国的我所知不多，波特莱尔、普希金都是诗人和批评家一身二任，别林斯基年轻时写过失败的诗剧，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都迷恋过诗歌。中国的胡风、冯雪峰、何其芳、张光年、冯至、废名、林庚，也都是诗人兼批评家。何其芳的文章周密、清晰，用绵长而流畅的句子把很复杂的道理讲得那么恰如其分，又是那么有诗意、有文采，一度成了我的偶像。钱谷融、钟惦裴的文章都很好。我也常读聂绀弩、徐懋庸、巴人等的杂文，能启发思想，使思想活跃起来，始终处于一种敏锐状态。

中华读书报：有一段时期您写文章出手极快，三年发表了七八十篇评论文章，后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曾镇南：1980-1985年左右，这个阶段大概写了近三百万字的评论。那段时间主要看杂志。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看到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我认为从思想到艺术都是优秀的杰作，就写了评论文章投寄给《红旗》杂志——《红旗》刊登小说和评论是空前也是绝后的一件事。

1985年开始文学出现新潮，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余华的《现实二种》、洪峰的《瀚海》、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我也对这些作品写了评论，后来不写了，读多了以后觉得缥缈，吸引不了我。80年代末，很多人的创作道路发生变化，我进入研鲁读孙阶段——重新读《鲁迅全集》，对孙犁作品做了好几年研究。我年轻时就喜爱孙犁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充满青春热情和诗意的结尾我都会背诵。他晚年的十本散文集，每一本我都反复读很多遍。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和鲁迅后期的十本杂文集比对着看。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文学批评的视野渐渐集中到当代长篇小说上来了。这当然是由于时代潮流与文坛风气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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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大概是经历多届茅奖的为数不多的评论家。能先谈谈您对首届茅奖的印象吗？

曾镇南：第一届是1982年评的，评上的作品我大都看过，如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那时候，虽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但已开始写点评论文章，因此很快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茅盾文学奖颁奖后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在华侨饭店，一共三天。周扬提议评出来的作品还要请大家作奖评。会议由张光年主持，丁玲等人也都讲了话。

有的评委后来说，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优秀作品不多，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当时巴金是评委会主任，没有设副主任，评委绝大多数是资深老一代革命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他们及时、负责地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给这个奖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首届茅奖既有像姚雪垠、魏巍这样的老作家的作品，也评出了一些新人。评委中，谢永旺是最年轻的评论家。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届茅奖发现了好几个年轻人，指的就是周克芹、莫应丰和古华。当时，张光年提出了四个标准：要反映时代；要创造典型人物；要启人心智；在艺术上要感人肺腑，能够打动读者的心。首届茅奖评选出的优秀作品都有自己的历史位置。

中华读书报：第二届茅奖是在1985年11月评选的，评的是1982年至1984年之间的作品。这届获奖作品特别少，只有三部。

曾镇南：这三部我认为即便放到现在看都是好作品。李准的《黄河东流去》是在《十月》上发表的。他已经是比较有名气的作家，大家都很喜欢读他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和《耕云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我更是读了两遍。这部作品在《十月》发表时，我觉得并不像长篇小说，里面有很多议论，很尖锐、很犀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篇改革开放新时代要来临的政治宣言书，充满了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发表后评价不一，毁誉参半。后来，张光年亲自找张洁谈话，让她修改，张洁在修订本中作了很大的改动，几乎好多篇章都重写过，所以这是开了茅奖作品有修订本得奖的先例。修订本出版时，我正帮张光年准备第四次作代会的报告。看到序言，我就写了一篇将近4000字的小说评论《蝉蜕时期的痛苦和希望》，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刘心武的《钟鼓楼》，是讲述改革开放以后住在钟鼓楼下的工人家庭、干部家庭之间的生活故事，感觉充满了对实现现代化的渴望和希望，透出时代行进的节拍，我觉得这是刘心武最好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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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第三届茅奖的评奖时间是在1991年。获奖作品有《平凡的世界》《少年天子》《都市风流》《第二个太阳》和《穆斯林的葬礼》，还设立了一个荣誉奖，给了老将军萧克的《浴血罗霄》和徐兴业的《金瓯缺》。这一届茅奖您怎么看？

曾镇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986年出版）是我最早认真阅读和评论过的一部作品。这部小说写成后，投稿屡屡碰壁，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十月文艺出版社都退了稿，弄得路遥很沮丧。《花城》杂志副主编谢望新来北京约稿时，由李炳银推荐，在《花城》上发表了。我们在陕西驻京办事处参加《平凡的世界》研讨会时，手里拿的都是《花城》初刊本。那时图书出版还很困难，每本书都要新华书店看订数够不够，订够了才能付印。最早出版《平凡的世界》的出版社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个叫李金玉的编辑非常欣赏这本书，她从路遥那里得到手稿，向社领导力荐，《平凡的世界》才得以出版。这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

虽然路遥那时因中篇小说《人生》和同名电影已经有了一定名气，但在《平凡的世界》研讨会上，连陕西的几个评论家都不太看好，不少人认为写法太传统、太陈旧，还是按照1975年至1985年这十年的编年史来展开生活故事，这使节奏变得缓慢、松懈了。其实主要是觉得小说对中国农村社会变动的看法局限于固有的传统观念，缺乏创新精神。我当时就没有附和会上多数人的看法，但也不便当场发表异议，而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肯定的意见，会后很快就写出了长、中、短多篇评论，详尽地谈出了我的看法，但当时也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待到听说这个小说获奖了，我当然非常高兴，举行颁奖会时特地赶去听了路遥在会上的讲话，没想到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面。第三届茅奖评上了《平凡的世界》，应该说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了很大的贡献。

这届评奖，我当时感觉有点意外的是《少年天子》。作为历史题材小说家的凌力也是从写农民起义出来的，到《少年天子》就变成描述顺治皇帝了，写顺治少年登基，青年主政，后来差点为情所困而出家。在当时对于创作潮流的变化，尤其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潮流的变化，这好像是个风向标，后来出现了大量新作品，如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雍正皇帝》，我觉得跟茅奖的示范作用有关系。我认为《少年天子》在艺术上还是比较好的，人物写得活生生的，作者对清史也是有研究的，这对历史题材小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拓展。

4

中华读书报：您开始担任评委是从第四届茅奖开始的，应该有更深刻、更权威的印象和评价吧？

曾镇南：这届参评范围是从1992年到1998年，距离上一届（1991年）相隔七年，已有一千多部作品要参评，所以有些没能进入评委的阅读视野，也没有被推荐上来。

这一届争论比较大的是《白鹿原》。《白鹿原》最后是以修订本的名义得奖的，与《沉重的翅膀》一样。但是具体经过我觉得很有戏剧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争论很激烈，有点相持不下。老评论家陈涌在关键时刻作了一个支持《白鹿原》的较有说服力的发言，但在行将投票时，有评委提出，是不是请陈忠实就大家议论较多的缺点——一个是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斗争的议论，另一个是性描写的笔墨太浓太重——进行修改、删减，以便将来出个修订版。那天主持会议的评委会副主任陈昌本就提议给陈忠实打个电话，把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转达给他，问他愿不愿意修改，若同意修改，大家就投票了。大家都说这个办法好。陈昌本当即出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即返回，喜形于色地向大家报告说，陈忠实听了大家的意见很高兴，立刻表示可以修改。这些缺点他自己也早已意识到，本已计划在再版时作一次修订。大家一听，都为作者这种从善如流、自我修订的严谨态度感动了，一投票就通过了。大家都说，真是皆大欢喜呀，好一阵热烈鼓掌。

我认为《白鹿原》应该得奖，因为这表现了文化领域里思想又重新开始活跃了，我们的文艺批评标准在改变鲁迅所说的“太狭窄”方面又出现了新气象。但就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方面来说，我并不是很满意。它上半部写得严谨、坚实，有气势，后半部离开了白鹿原，人物形象模糊了，笔力分散了，主题向吸取“文革”乃至解放后左的教训倾斜了，显得理念化了，给人粗疏逼仄之感。评上茅奖的作品本身有缺点，这应该也是正常的，但慑于众论，我并没有再就这个问题写文章了。

中华读书报：第五届茅奖的评奖时间是2000年，评选范围是1995年到1998年之间的作品。这届争论比较大的作品有哪些？

曾镇南：主要是《长恨歌》，有评委对这个作品提出了批评。我评论过王安忆早期的小说，认为《长恨歌》还不错，因为那时都在写带点忆旧情绪的题材，但如果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来说，我的热情是不高的。不过在讨论中，邓友梅发表了决定性的肯定意见，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这一届茅奖参评的历史题材小说不少，呼声较高的两部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和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讨论了半天都没通过。讨论《曾国藩》时的意见是，这部小说既要写曾国藩的伟大、了不起，又要写太平天国斗争是正义的、革命的，所以在历史观上造成了一种矛盾状态，不能自圆其说。曾国藩这个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被美化了。无论作为理学名人、古文大家，还是作为军事家，过去有对他评价很高的，也有评价很低的。比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就认为曾国藩的文章很庸俗。所以，讨论来讨论去，其实还是由历史观决定了当时意见不能统一，就没选上。

中华读书报：第六届呢？

曾镇南：第六届茅奖评的是1999年至2002年的作品，颁奖时间为2005年。这一届历史题材小说回归了，即熊召政的《张居正》。张洁的《无字》、宗璞的《东藏记》，大家对她们的作品看得比较多，讨论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无字》的获奖推荐词还是我写的（此前我还写过《茶人三部曲》的获奖推荐词）。《历史的天空》是军事题材，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涌现的革命英雄主义很好地展现出来，也没什么争议。还有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写改革开放中一些改革家的悲剧和一些干部的腐败，是现实生活题材的。当时正面描写改革开放时代的作品太少了，这部作品就弥足珍贵。

中华读书报：后来的茅奖评选，您继续关注吗？

曾镇南：后面几届茅奖评选我都没有参加，但有些作品还是比较认真看了，并写了评论。像《生命册》，我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读得很仔细，然后写了一万多字的评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4000多字的节选版。后来这篇评论又在河南《莽原》杂志上全文发表。其实这篇评论本身对《生命册》有很多批评，小说作者尽管也看出来了，但他还是推荐给《莽原》发表了，我觉得这位作家有很好的风度和雅量。

（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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